1989年4月23日晚7时，旧中国一代影后胡蝶女士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在加拿大温哥华告别了她曾奉献了一生的世界，走完了她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站。5天后，胡蝶长眠在该市风景如画的科士兰公墓，傍依着她的夫君潘有声先生，这一“归宿”是数年前就预置的。
到80年代末，胡蝶女士是中国电影开拓时期硕果仅存的第一代电影演员，又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主演，也是中国第一位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将中国电影带入世界影坛的文化使者。
1924年，她以“胡蝶”之名考入曾焕堂创办的中华电影学校（实际上是演员短期训练班，校址在上海爱多亚路），半年后即初上银幕（在《战功》中饰演一配角），到1966年在台北拍摄《明月几时圆》、《塔里的女人》后退出影坛，历时40余年。在数十年的银幕生涯中，胡蝶共参加拍摄了近100部电影，且所演多系主角，形象迥异，个性鲜明。1933年，上海《明星日报》籍美国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主玛丽·皮克福特访沪之契机，发动读者推选中国“电影皇后”，胡蝶以最高票数“加冕”。尔后她又荣获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台湾电影金马奖等。
应该说，除了未克重返故国一游外，这位历尽沧桑、终享天年的中国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影星该是去而无憾了。诚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胡蝶晚年心境平静恬淡。她曾这样写道：抗战时期从香港逃到重庆，“（潘）有声继续经营，往来昆明、重庆间，除了日用品、医药用品，也兼做木材生意。随着他也有很多社会应酬，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胡蝶：《胡蝶回忆录》） 这是一段真实的表白，明眼人一看就知其内情。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指胡蝶和戴笠的那段短暂的同居生活。潘做生意，首先得到军方的帮助，戴笠曾发给其一张特别通行证。据有关史料称，如果不是飞机失事，戴笠还拟让胡、潘离婚，自己和胡公开结婚。（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就是指轰动一时、但又纯属子虚乌有的胡蝶、张学良“九·一八”之夕共舞之事。胡蝶一生耿耿于怀而不能情随事迁的也就是这桩事关“民族大义”的莫须有的“旧案”。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这位广西名流的两首七绝，全诗如下：
马君武感时近作
哀沈阳二首（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李义山即晚唐诗人李商隐，他的《北齐》二首是咏史之作，讽刺北齐后主高讳宠幸冯淑妃而亡国，借古鉴今。全诗如下：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第一首以小怜（即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的秽艳春宫图映照北齐亡国。第二首事出《北齐书》：周师取平阳（晋阳），帝猎于三堆，晋州告急。帝将返，淑妃更请杀一围，从之。三、四句从高纬、淑妃寻欢作乐的“畋猎”落笔，将其死不悔悟的昏淫嘴脸刻划得入木三分。
马诗一经刊出，即不胫而走，风靡一时，以至流传至今，烂熟于心者仍大有人在。何哉？个中原因现在看来自不难理解。
其一，以当时情势民心言。张学良身为守土保国之封疆大吏却不战自退，数日之内丢失东北三省，听任日寇铁蹄蹂躏，生灵涂炭。消息传来，国人大哗，皆因不知事变真相及张替蒋受过之内情。该时，不仅国内舆论一致谴责张的“不抵抗主义”，且国际舆论也不利张。德国报界曾提议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有裨于东亚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浅”（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1月15日第一版）， 云云。极尽嘲弄讥刺之能事。
其二，从当事人而言。张学良沈阳事变前久居平津，生活不甚整饬，挥霍无度，吸毒严重，社交有失检点，外界物议微词乃至流言蜚语纷纷扬扬。马诗中的朱五、赵四皆张学良社交圈内人，伴舞张学良也为报界熟知。张的这些风流韵事早在马诗发表前就是小报花边新闻的素材佐料。而胡蝶等上海明星公司一干人马也适在北平拍摄张恨水《啼笑姻缘》等片外景。
其三，以作者本人和诗作内涵言。马君武早年系辛亥革命党人，在政界历任要职。后又涉身学界，曾先后主持大厦大学，创办中国公学，在政、学两界都有很大影响，且颇负诗名。马在“九·一八”后坚决抗日，这两首《哀沈阳》虽是仿拟之作，但极见功力，笔触犀利，淋漓畅酣，对比色彩强烈，更兼不用一事，遣词通俗浅显，明白如话，端的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堪与《北齐》伯仲。直到6年后抗战爆发之初，马君武本人还在汉口自诩此诗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祭酒痛斥吴三桂的那首《圆圆曲》先后媲美、永垂史册，大有胜吴一筹之叹。故而此诗适应了舆论导向，推波助澜，愈益流播四方。那末，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先说张学良。
1931年春，张学良将军自南京来平视事，因嫌北平官邸顺承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陈旧，不甚舒适，故而下榻于西单太仆寺街新建胡同。这所很考究的西式房子是财政部印铸局局长沈能毅代找的。5月底，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诊治。该院特为张腾出一所隔离病房专用，装有外线专用电话，并由内科医生霍尔负责专门治疗。9月初，张学良病始痊愈。由于长时间发烧，张的头发脱落大半，身体十分羸弱，故仍在协和医院休养。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即起身返回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夤夜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汤纪涛、汤纪森：《张学良二三事》）
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张高峰：《少帅与赵四小姐》） 事实上，“九一八”当日，蒋介石正乘军舰赴九江途中，他在南昌行营电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 ）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自然千夫所指，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恶名。连“九一八”之夕观剧，舆论也颇多责难，认为张身为陆海空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千钧一发之非常时刻，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真可说是“叔宝无心”。彼时，其压力之大，就不难想见了。
其实，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蒋介石在8月16日明令训诫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事变前一星期，蒋密电召张至石家庄车站会晤，再次重申不抵抗：“……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 凡此种种，公众舆论当时显然无从知晓，而马君武的打油诗恰恰迎合了时势，各界也就不假置疑，宁信其有了。
胡蝶自1928年从“天一”转入“明星”公司。她在“明星”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与著名影星阮玲玉联袂合演的《白云塔》。影片公演后广受好评。随后胡蝶又先后在《血泪黄花》、《离婚》、《爸爸爱妈妈》、《桃花湖》、《歌女红牡丹》等片担任主角。短短数年中，先后参加了20余部影片的拍摄，成为“明星”的“台柱”。
郑正秋在1931年编导了以蔡锷、小凤仙为题材的《自由之花》。彼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野心日露。出于民族正义，郑氏在剧本里突出表现了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的勾结。
1931年9月中旬，胡蝶随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率领的外景队离沪赴平，抵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胡蝶：《胡蝶回忆录》）也就是说，“九一八”之晚，胡蝶根本未在北平。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包围，盛况空前。外景队往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这是先期离沪北上负责筹备工作的洪深先生预先租下的一座王府旧宅。据称，剧组抵平后第六天开始在中山公园、北平公园、颐和园等处拍摄外景，前后约两月。在当时，电影演员更是新闻人物，其生活起居，一举一动，备受市民瞩目，更兼某些小报捕风捉影，推涛作浪，失实传闻在所不免。直到80年代，还有人撰文称：“据当时张学良（北平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与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说，1931年胡蝶到北平拍摄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等片，曾拜访张学良，……”（张高峰：《少帅与赵四小姐》）（笔者附注：经查阅洪先生所撰回忆录，并无此事的记载，不知引者何据？） 由此观之，好事者编造胡蝶曾去顺承王府拜会张学良，进而渲染胡、张在王府相拥跳舞，便一点都不奇怪了。
最能说明问题真相的也许是以下事实：胡蝶一生从未和张学良谋面。倘若马君武先生泉下有知，该作何讲？张学良后来有事到沪，有人欲与其介绍胡蝶相见，张即婉言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无独有偶，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也曾有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蝶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胡蝶回忆录》）
胡蝶该时始所未料的是：返回上海后即闻知沪上数报刊出胡、张相与跳舞，过从甚密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庶几天方夜谭。所以她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诗次日，连续在11月21日、22日两天在《申报》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张石川、洪深、夏佩珍、龚稼农等全体演职员一致为胡蝶作证，也同时登启事于报端。这两个启事实际上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兹全文照录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之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事毕回申，忽闻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乃日。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之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逐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辟谣启事》恐非出自胡蝶手笔，抑或他人捉刀，至少文辞业经他人润色。但通观全篇，与其胸襟开阔、宽厚待人的一贯性格大致相合。况复胡蝶能认识到这是日人“宣传阴谋”，企图“侮辱我中华官吏和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就足见其识鉴不同一般。该时，臭名昭著的汉奸于冲汉就借马君武的《哀沈阳》放肆攻讦张学良：“整天和什么赵四、朱五、胡蝶、鸳鸯等一群妖精厮混在一起，再加上吗啡白面，三毒交攻，把小伙子弄成像鬼一般，躲在协和医院里半年不出门，军政大事怎么去处理？”（王子衡：《“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 在国难当头之际，胡蝶顾全大局，不以牺牲“个人之名誉“为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
马君武《哀沈阳二首》见报后，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对簿公堂，胡终能以民族大义为念，洞察敌寇之奸，未在小事上纠缠，殊属不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寥寥数语，其强烈的爱国之心、民族气节跃然纸上。逝者长已矣！重检60余年前旧报，令人掩卷长思，唏嘘不已。现在已很清楚，编造胡、张“九一八”之夕共舞的乌有“神话”，使胡蝶蒙受数十年不白之冤的，始作俑者就是日本侵略者及其舆论媒界。“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胡蝶：《胡蝶回忆录》） 将胡蝶相片“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还有什么张学良“馈赠”胡蝶“十万元”等无耻谣言，皆出此罪恶目的。矛头所指原本是张学良，胡蝶则是一无辜受害者。为了“大东亚圣战”，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卑鄙伎俩都使得出来。
郑正秋先生在1931年编导了以蔡锷、小凤仙为题材的《自由之花》。彼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野心日露。出于民族正义，郑氏在剧本里突出表现了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的无耻勾结。据知情者称：郑正秋后来查实：日本有人因《自由之花》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狼狈为奸而忌恨在心，便故意制造谣言，攻击张学良“不爱江山爱美人”，同时毁坏该片主要演员胡蝶的声誉，可谓“一箭双雕”。
最能为张、胡“九·一八之夕与狼共舞”提供反证是梅兰芳大师。在“明星”公司结束外景拍摄离平前夕，梅老板在家中宴请了洪深、张石川、夏佩珍、胡蝶、龚稼农等20余位摄制人员。席间，梅先生曾言：“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其意不难详察。
现在该回过头来说说打油诗的作者马君武博士。
有人认为，这首杰作是陈果夫、陈立夫昆仲用以攻击张学良，而非出自马手。（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 但是，如前所述，马君武已用自己的话澄清了这种说法，因此不必怀疑该诗的作者。
诚然，毋庸置疑，马君武的《哀沈阳》是针对张学良的。但是，“不抵抗原是蒋介石的荒谬主张，他焉有不知之理？”（王益知：《张学良外纪》） 那么，马先生的直接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曲笔讽喻”，“知而不敢明言蒋之误国，只片面说张之失职，用心可谓良苦。”（王益知：《张学良外纪》） 或者如胡蝶所言：“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胡蝶：《胡蝶回忆录》） 现在看来，虽有几分道理，但也未必尽然。
我们并不否认马的写作动机有其抗日激情的成份。但是，马久居上海，穿梭平沪，又系社会名流，对胡蝶一行赴平拍景，对张学良“九一八”之夜的所作所为当不会全无所闻。据有关史料披露：“九一八“事变后，马张曾发生龃龉，且有不快之事发生。
马君武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经费拮据。他风闻张学良曾捐助张伯苓的南开大学，也欲求见张臂助解囊。由于东北战事紧张，且张学良有恙，故未见马，遂怏怏不快。“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获悉张接见前往顺承王府请愿的北平学生，也不请自来王府承启处，声称张不见就不走，坐以待旦。张无奈只得见之。嗣后，张与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容会商，能否给马拨些款子。荆面有难色声言：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等，数目就已十分可观。兹东北战事又起，军饷能否发出尚属未知。马校长在此时开口，数目又巨，碍难通融解决。张闻之良久默然无语。嗣后，马君武又从上海驰函张学良，作最后要求。张旋即复其一函，大意是：现今军费已穷于筹措，东北义勇军尚无力接济，对民国大学委实爱莫能助。未几，上海《时事新报》即刊出马诗。此说也一家之言，何仿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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